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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賈平凹:寫出中國人狀態,就是世界文學一部分
    2018-10-12 11:12:10 來源: 新華網 編輯: 廖丹

      原標題:賈平凹:寫出中國人狀態,就是世界文學一部分

      10月7日,第125期文匯講堂 《讓世界認識賈平凹》邀請德國著名漢學家、作家、德國波恩大學終身教授顧彬主講 《中國當代文學的世界傳播》,著名作家、中國作協副主席賈平凹作回應主講。中國社科院外國文學研究所所長、中國外國文學學會會長陳眾議,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中國魯迅研究會副會長郜元寶,上海交通大學外語學院副院長、多元文化與比較文學研究中心主任彭青龍與顧彬展開圓桌對話。

      主旨演講

      當一個人被拉出來評頭論足的時候,作為一個寫作者感慨萬千,確實感慨萬千。

      表揚如同鼓掌和加油;批評如同教練指點,讓我跑快點

      從上海交大一天半研討會到今天下午文匯講堂,我聽了發言,有一些做了記錄。大部分是肯定我的,受到肯定當然高興,它讓我能增加一些信心,就像比賽場上,鼓掌和加油的聲音一多,就拼命地往前跑。當受到一些批評和被指出不足的時候,我也很高興,讓我有很多啟發,就像田徑賽場上,教練在旁邊不停地指點著你的動作、節奏,使比賽者跑得更快一點。

      更重要是從每一個人的講話,看他是怎么思維的,看他對這個世界如何做判斷、審美和思考,從而來影響激發自己內在能量,尋找我自己通往文學的出口。現在輪到我發言,想把自己這一兩年常縈繞于心的問題,借這個機會再詳細說說。

      要掙脫業已成為習慣的那套固有的文學觀

      從一件往事談起。

      十多年前我在西北大學帶過文學寫作研究生,有三年時間。在那三年里幾乎在大多數的時間里,我一直在跟學生反復強調,怎樣建立自己的文學觀,努力掙脫業已成為習慣的那套固有的文學觀念,這種文學觀念影響著我們的寫作,同時也影響了我們的閱讀。所以我一再強調,并從各個角度去講要建立我們的文學觀,也就是我們要明白文學的真正意義,我們的獨立思考、我們的觀察、我們的判斷、我們的追求和想象。

      我舉這個例子,意思是干任何事情,一是要從大的方面、在根本的問題上有所明確了,解決了,然后別的事情才能解決。比如我寫作的技術的問題都是這樣慢慢來解決的。我們常說一級是一級水平這句話,就是說村長面對的是一個村,鄉長面對的是一個鄉,縣長面對的是一個縣,省長面對的是一個省,總理面對的是一個國,面對的問題不一樣看問題的角度就不一樣,其分析、解決問題的能力也不一樣。在文學寫作上,一直要盯著文學寫作的態勢,就是要讓我們知道整個文學是怎樣一個大盤子,大盤子里裝著什么形狀、什么顏色的豆子,我們的位置在哪里?永恒是什么,哪些是永恒?我們沒有永恒的局面會怎樣?我們又是如何沒有永恒的。

      在更高文學標準前,努力從特殊走向普遍并反復遞進

      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作家寫作,對世界文學,它是特殊的,是 “這一個”。它的努力都是想著使自己能走向普遍的意義。這個普遍意義如同文明軸心國影響著全球或區域一樣。作為特殊的 “這一個”,當經過努力,差不多使自己有了普遍的意義,往往遇到了更高的文學標準,就將自己的普遍性又還原到了特殊性。我們現在講從高原到高峰,也是一樣道理,一直努力著,登到了一座山,以為是高峰了,可往前一看,前面的一座山更高。由特殊到普遍,再由普遍回到特殊,再由特殊到普遍,這樣的過程是沖撞的、破裂的、痛苦的。但當了解了自己與更高的文學標準的關系,才能夠分析、吸納,融合、重新生成,以內在能量再次使自己的特殊變成普遍,如此反復遞進,這個國家、這個民族的寫作才能大成。

      不能只寫一個人餓了,要有能力寫出 “集體的饑餓感”

      小說的基本價值,或者說寫作的理由,是表達人類生存的困境,并探討復雜的人性,使人活得更美好。我們強調普遍性,就是要求寫出所寫的人與物的本性。本性是人類共知的,是自然散發的,彭青龍老師講到是共同、共通,也是共識的。舉個例子,當我們一群人乘坐一輛汽車去某一個地方旅游,早上十點的時候,我說肚子餓了,咱停車去路邊店吃飯吧,全車人都不理睬,司機也不會把車停下來。而到了十二點,我說肚子餓了,咱停車去吃飯吧,大家就都響應,司機也會把車停下來,大家一塊去了路邊店吃飯。這就是說,凡是人都有飽了餓了的感覺,但吃過一頓飯后大致有個肚子再餓的時間,十點鐘我的肚子餓了,那不是吃飯的節點,只是我一個人的肚子餓了,而十二點才是大家的肚子都餓了。小說寫作寫出一個人的饑餓感是不行的,要寫出所有人的饑餓感。當然這取決于作家自己的見識、有能量還要有定力,也就是說你要能發現十二點時你餓了,大家都餓了,你還得有能力將這種集體饑餓感寫出來。所以從這一點上講,任何的作家都是在寫自己,寫作的過程就是發現和提升自己的過程。寫得準確和得意也是我們常說的與神相遇的時候。

      準確、真實地寫出中國人狀態,就是世界文學的一部分

      文學的普遍性就同文明的軸心化一樣,它的外化就是文明的擔綱者,這樣來看我們當下的作品并沒有影響別的國家的寫作,我們對于世界文學還處于特殊性階段。這就需要我們一是竭力增強自己的能量,提高自己的力量,以適應全世界的文學環境,二是超越地域、國家和民族,建立世界視野的想象力,以便安頓中國文學與世界文學的關系。

      對于現今的中國與世界的關系,政治學家、經濟學家們、社會學家們都發表了很多的言論,他們認為雖然中國還沒有在世界上處于中心的定位,但世界原有的秩序在失衡,在重新組合,中國在這個過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如果這種判斷是對的,那么可以說真實、準確地寫出中國現實社會、寫出中國人的生存狀態和精神狀態,也就是世界文學的一部分,之所以在這里強調真實與準確兩個詞,是我們要警惕當下寫作中迎合的東西,這種迎合有時是有意的,投機性的,有時候是不自覺的、引誘的和裹挾的。比如說迎合偏激、迎合娛樂消費等等。

      當突破地域、民族、國家的視野看到中國在世界秩序中的結構意義,然后再強調地域、國家、民族的存在,找準我們中國的位置,找著中國文學的位置,這是非常重要的尋找位置的過程,也可以說是尋找對手和鏡子,干任何事情都得有對手,沒有對手就得有鏡子。位置沒有找對,就可能產生無盡的煩惱,找對了,我們就相對自由了,就知道你需要什么和不需要什么,知道你應該堅持什么放棄什么。從特殊性到普遍性的遞進循環中,越是要擴大文學視野越是要專注自我,這就是四海漂泊、守株待兔。

      我推崇:觀看電影時,感覺不到攝像的存在

      因為有中國國情的所在,因為中國有改革開放四十年的現實,中國當下文學中批評的元素非常多、也非常強烈,這似乎成了中國當下文學的一個特點,而很久以來我們講作品的深刻,總是以批評的強弱為尺度,這樣就常常出現一些觀念的寫作。我們幾乎習慣了作品中精英式的視角,但是中國文學會不會還有另外的寫作呢?會不會還有另外的視角呢?20年前我與一位著名的電影攝像做過交流,他說作為電影攝像有兩種,一種是極力要表現攝像的存在——其構圖、其顏色、其情調、其節奏,當你在觀看電影時,不斷地能看到這里有攝像的存在,強調這是他的作品。另外一種,就是攝像完全消失,觀看電影時,你忘了這是電影,這就是存在于天地間的一個真實。我是推崇后一種的。在我的認知里,凡是一個生命,在生命達到圓滿的時候,他是精力充沛的、反應敏捷的、能吃能跑能干活的,渾身都感覺有一種氣向外噴發,甚至達到最高境界的時候,就像佛一樣,頭頸上有光圈。而一個生命不圓滿,或者是病殘,能讓他干什么呢?這就是說作品把你所要寫的人或物,寫到位、寫到本性,其就有了所謂象征意義、詩性,否則那只有人為的外在的強加,只是觀念寫作,是可能會一時取悅于世,但很快就會消亡。

      圓桌對話

      賈平凹作品的中國價值和世界意義

      郜元寶:平凹先生持續高產,從1970年代末至今,橫跨四十多年。迄今為止的16部長篇幾乎追蹤了中國社會每一階段的變化,非常敏銳地把握了其中的一些關鍵問題。其個人的創作歷程貫穿了整個中國當代文學史。

      主題逆主流:以聚焦鄉村文明和中國歷史 “無縫對接”當下中國現實

      從1993年開始,他與當代文學的主流由“合”轉 “分”了,幾乎以一己之力與當代文學主流對話。大家都以為創作的重心將轉向城市以及生活在城市里的文化人,但他卻似乎又出現了 “轉向”。兩個確定不移的主題出現在此后作品中,一是正在消失的鄉村文化、鄉村文明。另一個確定不移的主題是對歷史的關注。他關注的是辛亥革命以來直到當下這一百多年的歷史。

      簡單地說,他的鄉村敘事和歷史敘事是一而二、二而一的關系,他筆下的歷史戲劇主要在鄉村(整個秦嶺山區)上演,而他筆下的鄉村都有清楚的歷史記憶。這樣的鄉村/歷史的敘事,看上去與當代文學的都市化進程分道揚鑣了,實際上恰恰是以一種迂回包抄的方式,與當下中國現實 “無縫對接”。他以巨大的文學存在提醒我們,當下都市化進程有一個實實在在的鄉村歷史支撐著,這樣的歷史,是城市化進程的 “前身”,也是城市化進程的 “靈魂”。都市讀者看平凹先生筆下的農民,最終看到什么呢?我想就正如流行歌曲所唱的:“那就是我”。

      世界意義:抓住中國農耕文化的特性,關注 “沉默的大多數”

      陳眾議:在世界文壇的平臺上,我認為賈平凹依然是一流的,這是中國得天獨厚的土壤與社會本身滋養的結果,并提供了這樣的可能性。他寫出了中國進入現代化過程中始終支撐著的農耕文化基石,一直緊緊地抓住農民和農民工這些最需要關懷的 “沉默的大多數”;其次,從平凹先生新世紀寫的這些小說來看,描繪的女性都非常唯美動人,我用 “新浪漫主義”來概括。就具體小說而言,我把 《秦腔》 《高興》 《帶燈》和 《古爐》 《老生》 《山本》看作兩組 “三部曲”,前者從橫向截取了中國的現實社會,后者從縱向開掘了中國百年的歷史。其三,平凹先生的作品有來自四面八方的世界性養分。

      當然,東西方的評價標準并不相同。所以我們不能簡單地用西方的價值判斷來鎖定一個作家,我們迫切需要從現在開始,建構自己的話語體系與經典譜系。

      顧彬:好的文學作品應該有世界意義,作品的語言、形式、世界觀都是高級的,有創造性的,這種意義是多數人都能接受的。我今天聽主持人介紹在英語國家,賈平凹先生已經出版了五部小說譯本: 《浮躁》 《廢都》 《帶燈》 《高興》 《土門》,并且 《極花》 《秦腔》即將出版;他的作品在法國一直非常受歡迎,繼 《廢都》 《五魁》 《土門》《古爐》 《高興》后, 《帶燈》10月 17日馬上要上市。這就證明了我剛才說的好的中國文學就是世界文學。

      陳眾議:實際上已經有30個國家的譯本,西班牙、意大利、日本以及中東歐也開始大量出現。

      中國當代文學的國際傳播

      彭青龍:我們談論的國際傳播主要是翻譯和學術傳播,讓世界認識賈平凹,就是讓更多的國外讀者通過我們的譯者和學術推介,全面而深刻地認識賈平凹及中國當代文學。

      總體而言,中國當代文學的優秀作品在國際上的傳播不盡人意。2012年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或許是一個分水嶺,情況稍有好轉,但總體上,中國當代文學走出去的成就和引進的外國文學并不對稱。

      馬爾克斯及其 《百年孤獨》在獲諾獎前就在精英層廣為知曉

      陳眾議:馬爾克斯在1982年獲得諾貝爾獎之前,我們已經寫了大量的文章、甚至專著評介 《百年孤獨》,因此其人其作在知識界中早已廣為人知。中國文學的國際傳播現在亟待彌補的是學術上的傳播,首先要讓知識界的專業人士、擁有核心影響力者對中國當代作家有最起碼的了解,而不是坐等普羅大眾的喜歡。

      郜元寶:其實魯迅作品的外譯也有一個艱難過程。在法國的傳播是由留學生敬隱漁把翻譯的《阿Q正傳》交給法國大文豪羅曼·羅蘭后才被刊登的,在日本,魯迅親自參與了其作品的最初傳播,曾手把手指導當時名不經傳的增田涉翻譯《中國小說史略》。

      中文界和外文界聯手做比較研究,在海外核心期刊上擴大影響

      現在國際魯迅研究有一個圈子,還有一個國際魯迅研究會,參與其中的學者都很優秀。對翻譯來說,這是一個強大的學術后援團;英語世界的葛浩文、藍詩玲、羅鵬等,他們的翻譯量都很大。雖然漢學家在他們所在國比較小眾,但畢竟可以發揮比較高端的學術輻射力。

      英國的企鵝叢書,每一部經典小說前面都有一個非常權威的導言 (Introdction),值得借鑒;意大利威尼斯大學裴妮柯教授做了一個網站,專門推介中國文學作品和中國文學的研究,作為作品翻譯的開場鑼鼓。我想這樣的步驟還是很可取的。

      彭青龍:我一直倡導中文和外語兩界的學者聯手,從比較文學的角度撰寫文章,在西方或者其他國家的主流學術雜志上發表。比如,對賈平凹的小說和日本、德國、美國作家進行比較研究、平行研究。

      如何做到 “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

      彭青龍: “民族的也就是世界的”是個老話題,事實上歷久彌新很難。我個人傾向于用世界的共通性或者是共同性來表達世界各國都認可的共性,這里有地方性、民族性、世界共通性的問題;作家創作的時候,是否都要考慮這三個維度,或者只考慮前面兩個維度?

      “在世界中的中國文學”解釋了民族和世界的關系

      郜元寶:最早提出這個話題討論的可能是周作人和聞一多。最近王德威先生給哈佛中國現代文學史所寫的序言,提出一個有趣的表述叫 “眾生喧 ‘華’”。不同的聲音講的都是中國,這是一個很聰明但也很無可奈何的聰明。他又給中國現代文學一個新的空間定位,叫“在世界中的中國文學”,用的馬丁·海德格爾的一個概念,Be in the World。本質上每一個民族的文學都是世界文學的一部分。并非只有那些在國際大都市里產生的文學才有更多的世界性,或者必須讓賈平凹筆下的農民講英語,他的作品才有世界性。

      顧彬: 《紅樓夢》在德國的1932年弗蘭茨·庫恩版的德語很美,再版量已達20萬本,現在德國人已經說這就是德國文學史的一部分。我翻譯過楊煉的五本詩集,他希望我翻譯的他的作品應該能入德國文學史。但通過我的德文,也可能失去了他的中國性格,變成了另一個作家。1970年代,我和幾個學生翻譯了丁玲、蕭紅、魯迅、沈從文、郁達夫的作品,都獲得了成功。丁玲1930年代的作品充滿女性的自我意識,很符合德國女性的口味,但從當時的德文翻譯來看,也許丁玲變成了德國作家,或者一個國際作家。

      漢學家、文學經紀人對中國文學走出去貢獻會更大

      彭青龍:國際傳播存在作家、譯者、經紀人和讀者的傳播鏈。中國文學走出去是不是就意味著要去拿國際的文學大獎?我們譯者的主體依靠誰?

      顧彬:總體來說,海外華人、中國外語界的專家學者、漢學家對中國文化走出去都是有幫助的,但海外漢學家的貢獻會大一些,因為他們懂得接受語言國的文化。

      文學經紀人很重要。德國文學經紀人一般都是由漢學家充當的。比如我,出版社讓我介紹好的中國文學,再聯系德國的譯者翻譯這些作品。我經常無償做這些工作,因為我覺得這是我的任務。美國有不少文學經紀人,但這些人不一定是漢學家。

      我個人覺得,中國文學走出去和諾貝爾文學獎沒有太大的關系,諾獎在我看來是次要的。最重要的是作家用心創造好的文學作品,而不僅僅是為了獲獎才寫作。

      彭青龍:文學創作是作家的個體性的藝術創造,以各自獨特的文學藝術表現出對人世、人際、人生、人情、人性的深刻理解和豐富想象。文學藝術應該是多樣的,既可以以小見大、以平凡顯非凡,也可以地方表現民族,甚至世界。世界優秀的文學作品都是經過歲月洗滌,能夠打動人心靈,具有世界共通性。

      中國當代文學的國際傳播,應該是出版商、譯者、學者的共同努力,除翻譯家的努力外,還需要借助學術傳播,所以中文和外語兩界應攜起手來共同為中國文學、中國文化走出去貢獻力量。(邢千里)

    东施效颦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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